作者系中山大學副教授

劉同舫教授的《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研究》已入選2017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這是一部以“政治哲學”定位青年馬克思思想的力作。這種政治哲學的定位，意味著早期馬克思的思想并沒有被視為實證科學，而是以個性自由和人類解放為價值追求的“哲學”。當然，這種“哲學”不再是純粹形而上學的設定，而是從現(xiàn)實生活中萌發(fā)出來的關于人類應當如何生活的理想及其追求。

該書以“猶太人問題”為中心對馬克思早期思想展開了全面解讀，充分揭示了馬克思對近代啟蒙主義政治哲學思維的超越。作者認為，馬克思早期的政治哲學本質(zhì)上是關于人類解放的“哲學共產(chǎn)主義”，它希望通過人類解放的哲學與無產(chǎn)階級的結(jié)合實現(xiàn)對異化和私有財產(chǎn)的揚棄，在政治層面上消滅政治統(tǒng)治和壓迫，在社會層面上消滅私有財產(chǎn)和社會不平等，在歷史層面上消滅腦體差別和實現(xiàn)每個人在人類共同體中的自由和全面發(fā)展。作為政治哲學的“哲學共產(chǎn)主義”不同于傳統(tǒng)的哲學，它不再是純粹思辨的理論體系，而是以人類的徹底和全面解放為目的的思想武器和行動綱領；它將消滅傳統(tǒng)西方哲學，以一種追求人類個體和類之間的最終和解的實踐哲學取而代之。

該書將“猶太人問題”作為解讀馬克思早期思想演變邏輯的鑰匙，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判斷。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馬克思并沒有將“猶太人問題”作為一個單純的宗教問題，而是通過“猶太人問題”來把握啟蒙運動以來政治哲人所構(gòu)想的自由社會秩序的內(nèi)在缺陷，將“猶太人問題”普遍化并上升為人的本質(zhì)問題，從而將猶太民族問題擴展到對人類解放的思考。正是基于對“猶太人問題”實質(zhì)的深刻把握，作者將“猶太人問題”作為分析早期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中心線索，提出了富有啟發(fā)性的論斷。

該書強調(diào)馬克思所表達的一個核心觀點，即政治解放是有限度的解放。作者認為，盡管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已經(jīng)得出市民生活決定政治國家的結(jié)論，但當時他最關切的主題并不是市民社會，而是政治國家，只有到《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才真正將論述的核心指向市民社會及其成員。對“猶太人問題”的市民社會根源的分析，使馬克思斷定“猶太人問題”不可能在自由民主制的框架內(nèi)得以解決。作者進一步分析了政治解放的三重局限性。第一，政治解放將人民作為政治國家的基礎、前提，但同時阻礙了人民對國家事務的真正統(tǒng)治，排除了人民在社會生產(chǎn)領域的民主訴求。第二，政治解放賦予市民社會成員平等的“公民權(quán)”，但“公民權(quán)”的實施卻存在不平等的因素。第三，政治解放廢除了通過出身獲得政治統(tǒng)治權(quán)的合法性，但卻陷入到用金錢特權(quán)來代替已往一切個人的特權(quán)和世襲特權(quán)。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決定了猶太人的解放不可能局限在政治領域，而應該推進到市民社會領域，推進到對世俗的、經(jīng)濟的市民社會生活的改造。對市民社會生活的改造又要求對追逐金錢、自私自利的世俗猶太精神的改造，從而必然演進到對產(chǎn)生猶太精神的總根源——私有財產(chǎn)的改造。

從人類解放的角度批判私有財產(chǎn)則是在馬克思的《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展開的。作者指出，馬克思認為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只能依賴于一種徹底的、完全的人類解放，這是一種全新的解放，它是馬克思解放理論的終極目標，并且只能通過哲學的革命和建構(gòu)“共產(chǎn)主義”來實現(xiàn)。這種哲學的革命就是通過確立一種“哲學共產(chǎn)主義”，實現(xiàn)對傳統(tǒng)西方哲學的超越，即消滅哲學。在作者看來，這種“哲學共產(chǎn)主義”與全人類徹底的、完全的解放是一體兩面，前者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足以實現(xiàn)個體與類的和解的“真正的人類社會”的理論，后者要求人類個體徹底克服異化，成為“社會主義的人”和“全面發(fā)展的人”。

該書通過對馬克思“博士論文”的細致分析，呈現(xiàn)了馬克思在宗教批判思想中所提出的哲學“二重”救贖方案。一重是把人從被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是自我意識的“內(nèi)在之光”；另一重是把人從混亂的狀態(tài)中拯救出來，是自我意識的“外在之明”。第一重救贖使人確立理性、自由和獨立的自我，第二重救贖則致力于解決孤立的、封閉于自身的原子式個人如何融入人類共同體的難題。該書作者指出，馬克思深刻感受到共同體本位論與個體本位論之間的張力，認為個體本位論所持有的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原則必然導致否定一切真正的和現(xiàn)實的科學；共同體本位論所持有的把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識提升為絕對原理，卻會為迷信和不自由的神秘主義大開方便之門。如何避免陷入這兩種偏向中，探求既有利于個體的自由與完善，又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秩序與和諧的社會形態(tài)，就成為“救贖”哲學的最高任務。

在對自我意識哲學的第二重救贖（即自我意識的“外在之明”）的解讀中，作者指出，馬克思反對和超越原子式個人自由的思想躍然紙上，它表明馬克思的哲學救贖不同于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意識哲學，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意識哲學不能在“定在之光中發(fā)亮”，而馬克思的哲學救贖追求的是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得以落實的“定在中自由”。這也表明，馬克思哲學救贖思想在深度上與他后來關于個人只有在集體中才能獲得真正自由（在哲學層面上就是個體和類的和解）的主張是一致的。

作者對于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挖掘，有助于使馬克思思想中關于人類解放的價值維度得以凸顯，這對于深化當代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